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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與人:生長在那不勒斯的女性史詩

    2018-08-29 12:01 作者:孫若茜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2018年第34期
    “如果你還沒讀過費蘭特,就好比你在1856年還沒讀過《包法利夫人》……”——《格蘭塔》

     

    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四)《失蹤的孩子》

    這個夏天,“那不勒斯四部曲”在中文世界完結。意大利作家埃萊娜·費蘭特接受了本刊的專訪,這是她在亞洲范圍內首次接受媒體采訪,也是目前為止唯一的一次。在閱讀小說之外,這是我們距離費蘭特最近的時刻。

    在大多數閱讀中,我們無法回避作者本人的存在,甚至有時需要他們“在場”——寫作者的個人生活、經歷、趣味,往往會成為我們窺探作品內核的路徑,有些時候,作家自身就是讀者消費的對象,作品反而是他們的注腳。于是,我們通過采訪中那些指向作者本人的問題去試圖靠近。

    在這個意義上,費蘭特是始終缺席的。自1992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至今,她一直隱匿在“埃萊娜·費蘭特”這個名字背后,遠離作家們在寫作之外的諸多應酬。直至她在2011~2014年之間寫作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被翻譯成近40種語言,在全球售出五六百萬冊,她都依然保持神秘,不參加任何有關自己書籍的會議,不出席任何頒獎,只接受少量書面形式的采訪。前不久,當我們收到費蘭特經紀人的相關回復時,她還在郵件中提醒,采訪中一定不要去問那些諸如你多大年紀、住在哪兒之類追索作家身份的問題。

    這并不是難題。當我們跟隨這四部小說,《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離開的,留下的》及《失蹤的孩子》,在書中與出生在那不勒斯貧困區的主人公莉拉和萊農,從童年步入無所畏懼的青春,由少女變作人母,經歷痛苦、背叛、挫敗,最終走向晚年。當我們以近乎全知的視角觀察了這歷經半個世紀的成長與自我求索之后,很難從閱讀的震顫中走出。

    費蘭特對女性友誼、女性人生的深刻復雜性之探索和挖掘,是以往的文學作品中未曾出現的,這使得“那不勒斯四部曲”被歸納為講述女性友誼的小說,或定義成女權主義的作品都是過于簡化的。每一個評論者都在試圖收獲更多:女性的成長和反抗、知識的力量和局限、人與其自身起源之間的撕扯等等。

    站在故事和人物背后,費蘭特的寫作剔除掉了條條框框,讓人物身上那些落后、矛盾和混亂的因素——真實生活本來的樣子,在她的筆下暴露出來。極為可信的寫作,使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很難逃脫一種代入式的閱讀。這種閱讀感受就像是置身于一座蕪雜的花園,人會被近乎野蠻的生命力包圍,你不會止于欣賞,一定會去探索、去經歷,會在其中有太多發現,但也可能不知去向,離開時,身上幾乎都不可避免地被劃出些口子。

    因此,在數量有限的發問中,我們最期待費蘭特進一步揭開的,仍是有關那不勒斯、有關四部曲,乃至有關寫作的秘密。費蘭特以意大利語回答了與匿名、寫作、記憶、語言、歷史相關的諸多提問,對書中莉拉、萊農以及尼諾的關系從作者的角度予以解讀,對什么是嫉妒背后更深層的驅使?以及人要怎樣面對自己的起源?這些深植于書中的問題,都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三聯生活周刊:你曾經很明確地提到過為什么選擇匿名寫作,我們想知道,隨著你作品影響力的擴大,保持匿名的困難有沒有增加?保持匿名狀態的感受有沒有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會對你的寫作產生一定的影響嗎?

    埃萊娜·費蘭特:我寫的那些書,假如封面上沒有任何名字,那才會像您說的,是匿名寫作。但從1992年開始,作者的名字一直在那里,已經成為那些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僅僅是在意大利,在任何有譯本的國家也一樣。對于我來說,這件事情已經了結:我就是埃萊娜·費蘭特。無論將來會不會出現另一個名字,這都沒有太大意義,可能只會在維基百科上稍微提幾句。甚至以后我被徹底遺忘時,埃萊娜·費蘭特也可能會被記住。

    三聯生活周刊:“費蘭特”在意大利語中并不是一個十分女性化的名字,盡管一些研究者堅持把它和艾爾莎·莫蘭黛(Elsa Morante)聯系在一起。你想通過名這個字表達什么?你認為,寫作者性別所決定的視角是可以打破的界限嗎?中國的一位男性評論者認為你的小說是一個女性的伊甸園,男性和女性并沒有互相看見彼此,你怎么看待這種觀點?

    埃萊娜·費蘭特:我特別喜歡意大利作家艾爾莎·莫蘭黛,尤其是她的《謊言和懲罰》(Menzogna e sortilegio),對于我來說,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但我的名字只是一個代號,它只是和一位女性作家以及一些作品聯系在一起,沒有別的深意。這些書現在讀者很多,我很高興。

    通常,我想象這些讀者都是女性——我獲得的反饋,無論是贊同還是批判,大多來自女性——每次收到來自男性讀者的評論,我都會很驚異。男人——除了很少數的例外,他們很少閱讀女性作者的作品。他們認為,作為男人,他們不會打開女人寫的書,這也是他們陽剛氣質的一個證明。所以,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有男性開始讀這些書,我們都應該感到高興。甚至在他們批評我們時,我們也應該感到高興。

    我希望男性讀者對于女性寫作的關注更多一些,我希望,男性不僅要看到幾千年來他們習慣講述的那個世界,也要看到我們講述的世界,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女性都在做這個嘗試。也許,我們逐漸能找到一個交叉點,能夠帶著尊敬探討一些問題。現在這種相遇和探討還是很罕見的。通常女作家總是被排除在外,就好像我們的作品價值沒辦法和男性作品相抗衡。我們是“女性在寫作女人的事情”,我們無法獲得普世性。尤其是,我們在描寫男性時,在手法上總是那么不得體,那么讓人不適,那些男性形象總是顯得很膚淺、猥褻和暴力。男人們會皺起眉頭,他們會想:因此,男人和女人之間,真的無法交流嗎?噢,不,當然可以交流。但是,男性應該向好的方向發展,應該進步,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女性文學,假如不想繼續作為男權的附庸,不想低人一等,也要起到這個作用。

    三聯生活周刊:“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一部完整的小說,但就寫作過程而言,哪一部的創作是相對困難的?

    埃萊娜·費蘭特:第三部《離開的,留下的》寫得最艱難。因為很難在公眾事件和私人事件中間找到一個平衡,尤其是,我選擇讓政治貫穿了所有人的私人關系。

    三聯生活周刊:四部曲的第二部《新名字的故事》在中國讀者中享有極高的聲譽,被視為天才之作,你在寫作這本時依賴了書里貫穿的那種青春的激情嗎?在寫作時是否還需要克服別的困難?

    埃萊娜·費蘭特:是的,我必須承認,第二部對我來說,寫起來最容易,我寫的過程也很享受。因為青春本身的大膽、放縱、夸張和無所畏懼,都讓我寫起來很流暢,敲擊鍵盤時也很痛快。

    三聯生活周刊:“中年—老年”這個階段通常被認為是很艱難的文學主題(事實上,不光很少有小說敢于去處理這個階段,更為諷刺的是,幾乎所有關于中年女性的小說都會盡量避免在封面上使用中年女性形象)。在你的寫作經驗里,是否也面臨這樣的問題,即后兩部的寫作因此比前兩部更加困難嗎?

    埃萊娜·費蘭特:是的,這是真的,但原因不同。要講述第四部里的故事,對于我來說特別艱難,因為痛苦和挫敗的處境很難講述。至于封面,好吧,在第四部里,大部分時光,莉拉和萊農都還不老,最后幾頁,才會講述她們年老的時光。無論如何,在封面上,一邊也會避免放上年老的男人。市場很排斥女性的老年,這是真的,但同時也排斥男性的老年。封面上出現老人的形象,這會嚇跑一部分讀者,但這種狀況,需要被提出來,也需要破除。

    三聯生活周刊:BBC的評論員菲利浦·多德(Philip Dodd)有一個有趣的觀察,當一些作家接近自己的晚年時,他們對青春的記憶,往往比在先前的寫作中所呈現的更加生動、細致、鮮活,你在寫作中也是如此嗎,你是個“一絲不茍的記憶者”嗎?

    埃萊娜·費蘭特:在小說中,回憶一般都是和比較久遠的事情聯系在一起。但實際上,我們無時不在回憶之中:剛剛過去的一刻也是回憶。講述當下的事情,也是一種記憶的練習。寫作需要呈現發生的事情,總之是一種回顧。自然,回顧遙遠的、過去的事情,要費力一些。這時候,通過語言、情感、事件和物件,我們體會到一種重新活過的樂趣,也會重新體驗我們當時經歷這些事情時的能量和希望。通常,大家都覺得,回憶比較久遠的事情,要比講述眼下的事情費力,但事情并不是這樣。講述當下的事情,也需要經過同樣的處理。我們應該想象,我們正在講述的事情,周圍的一切,這些已經被淹沒。我們把這些東西寫在紙上時,那些在我們看來是背景的東西,也要使之長久存在下去。

    三聯生活周刊:回到“那不勒斯四部曲”,你認為莉拉和萊農的友誼的基礎是什么,又靠什么始終得以維系?

    埃萊娜·費蘭特:她們的關系是建立在一種相互支持的情感之上,同時,她們不否認自己有時候也心懷惡意,她們都有能力把那些糟糕的情感呈現出來,雖然這樣會削弱善意帶來的好處。每一種關系都很復雜,都一直在遭受威脅,經歷風險。一個故事,假如不想平庸,就不應該無視這一點。一段好的關系,不是環境使然,也不是恰巧產生,它經過漫長、愉快的經營才獲得的。

    三聯生活周刊:“嫉妒”是四部曲非常突出的主題之一:它不僅僅局限在女人之間,而是近乎于存在所有的關系之中,包括男性之間的嫉妒,男人對女人的嫉妒,甚至于母親對女兒的嫉妒,你如何理解這種情感?你認為嫉妒背后更深層的驅動是什么?

    埃萊娜·費蘭特:嫉妒心很強會讓人討厭,它是一種過度的占有欲,通常,一個人無法容忍她喜愛和信任的朋友和別人在一起也很開心。那些占有欲很強的人,希望別人的快樂都是自己給予的,盡管她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一種關系沒有辦法滿足生活的所有需求。但是,那些占有欲很強的人沒有辦法接受這一點,他們會很擔心對方遲早會在別處找到快樂。當這種占有欲不是非常強烈時,在小心控制的情況下,會成為一種正面的情感:因為這種感情會促使他們為了留住對方,會在這個人身上投入所有的關注、耐心和理解。但一旦他們發現,根本沒有辦法滿足對方生活的所有需求,這也是客觀條件不允許的,那就沒有任何出路了。這時候,他們就會把關注的那個人關入一個牢籠,他們會變得非常警惕和粗暴,他們寧可讓自己關注的人精神甚至肉體上死去,也不愿因承受那種被背叛的羞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做出判斷,這種關系是病態的。為了對方好,最好要自己離開。但占有欲極強的人很難做出正確的選擇,因為那種占有欲阻止他放手。

    三聯生活周刊:意大利研究者Tiziana de Rogatis教授認為,尼諾其實是萊農自戀的鏡像,你認同這樣的解讀嗎?

    埃萊娜·費蘭特:我很欣賞Tiziana de Rogatis教授的研究,她是一個非常細致的讀者。正如您剛才提到的,我有時候會想,她比我更了解我寫的這些書。因此,我都會帶著敬意,很仔細地看她寫的東西,不妄作評論。

    三聯生活周刊:在《失蹤的孩子》的中,阿黛爾相當嚴厲地批判了尼諾的“輕浮”,指出“他的聰明是沒有根基的”,并且認為萊農也同樣如此。對于“輕浮”這個詞,我們應該怎樣理解?

    埃萊娜·費蘭特:這種輕浮的根源是因為這些人相信,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會得到原諒。那些輕浮的人不會深切感受到他們給別人帶來的痛苦,他們造成的傷害和羞辱,甚至是激起的愛戀。他們當然是知道自己給別人帶來了傷害,但他們沒有那種切膚的感受。輕浮的人總是面帶微笑,或者一直笑嘻嘻,好像他們不知道生活的艱辛和痛苦。生活沒有狠狠地教訓過他們,他們就會覺得,生活對于其他人也一樣。那些有文化但很輕浮的人,他們通常會公然宣布,他們無愧于心,他們覺得這是他們的優點。

    三聯生活周刊:你怎樣看待一個人和他的“起源”的關系?《失蹤的孩子》里一個很關鍵的情節是,瑪利婭羅莎對萊農說:“一個不愛自己母親的女人是迷失的。”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最后一部小說的核心嗎?你認為人應該如何處理自己與自身起源的關系?

    埃萊娜·費蘭特:我們的出生之地,我們生下來之后學會的語言,融入的傳統,我們人生初期所處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環境,這都不是我們選擇的,都是偶然的。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年輕時,總是會把我們的出身拋在腦后,我們覺得那不是我們真正的來源。屬于我們的,是我們征服和獲取的:其他語言,其他文化、風景和品位。我們盡可能拓寬我們的視野,而且有意識去拓寬,這幾乎是一種人生規劃。然而,抹去我們的本源,從剛開始好像可以釋放新的能量,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會讓我們變得脆弱,就好像我們會失去了厚度。成為一個世界居民,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同時要在那個更廣闊的身份里,加入我們原本的出身,那個不由我們決定的籍貫。一個人的出身好像是可以消除的,但人們很快就會發現,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這其實也是一件好事兒。您提到瑪利亞羅莎說的那句話,談到了一個人最初的緊密關系,也就是和母親的關系。一個人要在不失去母親的情況下,脫離她,成為一個像母親,但又完全不一樣的人,這是每個人,尤其是女人,要面臨的艱難挑戰。

    三聯生活周刊:中國的很多讀者和評論者都注意到,莉拉與那不勒斯的關系不同于萊農或尼諾,她更像是一種偶然,一個自由的外來者,以俯瞰的方式觀察著那不勒斯這個地方,還有那不勒斯城區里的所有人。我們想聽聽你對這個人物的看法。

    埃萊娜·費蘭特:我不想談論我小說中的人物。讀者看到的,他們的闡釋都沒有問題。一本書出版之后,那就像一座城市,或者像一個有待參觀的鎮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線。我不相信存在什么正確或錯誤的解讀。人們對文學作品的解讀,差別越大越好。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中,我自然也運用了策略和手法,讀者當然會對這些策略進行解讀。按照我的意圖,莉拉是最根深蒂固的那不勒斯人,最具有反叛精神,最有創造力,同時她又自覺地把自己封閉于這個城市的空間里。我說的是我寫作時的意圖,不是文本后來呈現的結果。

    三聯生活周刊:當書中的人物開口說話時,你總是不厭其煩地強調他所使用的是正式的意大利語還是那不勒斯方言,請問語言在你的寫作中扮演何種意義?

    埃萊娜·費蘭特:那不勒斯方言表達了我最初的情感。我覺得方言更加貼近事物,更加貼近生活。我覺得標準意大利語是一個過濾器、冷卻器。我筆下的人物,從說意大利語轉換成說那不勒斯方言時,那就好像溫度增高了,有些什么東西融化了。方言就是這種情緒高漲、難以自控時的記錄。

    三聯生活周刊:有評論者認為你在書中處理歷史的方式非常獨特,它有時是人物的舞臺,有時只是一種背景。你如何選擇,或說平衡這兩個方面?

    埃萊娜·費蘭特:我對那些大寫的“歷史”從來沒什么好感,我也不想通過這些人物來譜寫歷史。我覺得這只是人類最自負的——有時候是最可笑,通常是最可悲的——一種意圖。在我的書中,歷史不是一個舞臺,甚至也不是背景。也許,只是一種難以描述的回音,回蕩在人物所做的,還有他們所經歷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中。

    三聯生活周刊:莉拉在晚年對那不勒斯的歷史非常感興趣,萊農很擔心她會以一種非常天才的方式寫出一本書,但就我們所知實際上莉拉并沒有完成那本書。我們想知道這是否是一種隱喻?還是因為你覺得她沒有可能或者沒有必要完成那本書?

    埃萊娜·費蘭特:我認為,這些書無法真正收尾,它們只是中斷了,就像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事:死亡并不是一個結尾,而是中斷。那條生命的大河會繼續流淌,一個人會混入其他無窮的生命形式里去。莉拉比其他人敏感,更能感受到這條河的存在。她的書沒有收尾,即使是象征性的結尾也沒有,因為,她極有可能根本沒在寫書,埃萊娜和其他人只是誤以為她在寫一本書。莉拉在挖掘、鉆孔,在制造混亂。她一輩子都帶著激情和恐懼,去消解那些形狀。

    三聯生活周刊:“界限消失”這個概念在最后一部書中非常明確、具體,我們看到莉拉對它的恐懼與萊農對它的征服之間,形成了一種有趣的對比,能說說你對“界限消失”這個概念的理解嗎?

    埃萊娜·費蘭特: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假如仔細閱讀文本的話,很容易發現,在莉拉之前,埃萊娜首先體會到了“界限消失”。但埃萊娜有堅實、強烈的自我感受,她可以把這種感覺描述出來,不會覺得無力承受,她覺得沒必要找一個詞來定義。后來莉拉對這種感覺進行描述和定義,但就像其他時候,埃萊娜覺得,這是莉拉脆弱的一種表現,她在自己身上并沒有看到這一點。

    三聯生活周刊:是否可以說,阿方索成為莉拉的影子也是一種(性別)界限的消失?今天再回頭看那不勒斯四部曲,你對“界限消失”有什么新的理解嗎?

    埃萊娜·費蘭特:從很多方面來說,事情的確是這樣,阿方索和莉拉的關系,也是一種“界限消失”。莉拉堅持一種二元邏輯,建立在相反、對立的事物之上,她有自己的頭腦,雖然她并不滿意,也不是很確信。她帶著不安、愉快,甚至是邪惡和恐懼,領會到:那些界限都是人工建立的,在這個世界上,兩個對立的事物之間的界限會溶解、混合。講述一件事情,想要遵循某種秩序,這也變得艱難。

    三聯生活周刊:一些評論家認為你的作品體現了意大利女權主義的思想成果,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創作和意大利女權主義運動之間的關系?或者說,你的寫作在何種程度上受益于意大利女權主義先驅的思想遺產?

    埃萊娜·費蘭特:從女性主義豐富、系統的思想里,我汲取了很多營養。女性主義思想改變了我,讓我眼界大開。但當我寫作時,我會站在那些故事和人物的背后,剔除所有的條條框框。這些條條框框總是試圖消除人物身上那些落后、矛盾和混亂的因素,也就是真實生活的樣子,讓這些人物流暢,值得欣賞。一個人寫作時,首先要考慮到故事是不是可信。(感謝“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文譯者陳英對專訪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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