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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路阿富汗

    2018-08-22 16:43 作者:劉怡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這個世界最終將演變成何種樣貌,不僅取決于那3.28億人的意愿和訴求,3.4億沉默者,同樣會給出屬于他們的答案。

    在2016年春天披露的一組飛行安全報告中,迪拜航空(Flydubai)的飛行員們抱怨他們正在從事全世界最危險的民航運輸工作。這家總部設在阿聯酋的廉價航空公司擁有62架波音737系列客機,專門負責運營前往中東、中亞、非洲和巴爾干國家的偏僻航線。在巴格達機場附近,他們的航班曾被高射機槍子彈擊中;在飛往喀布爾途中,有乘客在3萬英尺高空宣稱攜帶了炸彈。經年累月的超負荷工作以及旅客的不服管束使得每一次飛行都像是在賭博;航班安全落地之后,機組人員會帶頭鼓掌,以慶祝這段考驗的結束。

    但在2018年7月的這個下午,迪拜航空的波音737是唯一一架可以把我送往阿富汗的客機。受安全形勢影響,只有8家分別屬于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和阿聯酋的航空公司仍在運營往返喀布爾的航線,但航班延誤和取消屬于司空見慣。迪拜航空的FZ305同樣延誤了三個多小時,但它至少慢條斯理地滑向了跑道盡頭,從而給了人一種期待——當然,待飛機升空之后,隨意走動聊天的乘客和胡亂堆放的行李再度使我的神經處在了緊繃狀態。兩個小時,整整兩個小時,波音737終于緩緩下降,最終降落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

    整整25年前,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在《外交》雜志上發表了那篇驚世駭俗的長文《文明的沖突?》,從那時起,阿富汗的名字就和亨廷頓創造的著名術語文明“斷層線”(Fault Line)聯系在了一起。而在更早的時間里,這個國家還曾被稱為“褶皺”和“關隘”(Pass)。我們可以把它的歷史上溯至距今5500萬年前的始新紀:由南方古陸(Gondwana)分裂出的印度次大陸板塊經海路持續向東北方漂移,與北方古陸(Laurasia)南端的歐亞板塊發生碰撞,開始了規模空前的造山運動。這次轟轟烈烈的相撞在兩個平原板塊之間“擠”出了一道1400公里長的高原“褶皺”,東起祁連山,西至伊朗高原,阿富汗恰在其西側末端的延長線上。位于歐亞大陸深處的寒冷低地,自此與瀕臨海洋的亞洲溫帶平原之間建立了地質區隔。

    提出這一“大陸漂移”學說的是德國馬爾堡大學的一位地球物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魏格納(Alfred Lothar Wegener)。在他出版《大陸的起源》一書之后7年,1919年,英國下院議員、牛津大學地理學院創辦人哈爾福德·麥金德爵士發現了那道穿越“褶皺”的決定性關隘。根據他的觀察,在公元16世紀以前,當游牧民族的騎兵和駱駝隊從歐亞大陸深處的干旱地帶出發,試圖朝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季風農耕區進軍時,他們要么會選擇翻越海拔相對較低的興都庫什山脈,經開伯爾山口抵達印度河,要么從西面的古城赫拉特南下,經伊朗高原東部和塔爾沙漠進入南亞次大陸。這兩條路線交會的那個國家,構成了通往恒河平原的最后關隘,地位至關重要。

    在1919年的這本《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中,麥金德留下了一幅按照墨卡托投影法繪制的世界地形圖:在歐亞大陸“世界島”內側,一個由高緯度低地和內河系統構成的“心臟地帶”(Heartland)猶如一塊三角形楔子,深深嵌入整個大陸板塊的內部。那道“關隘”構成了楔子的最尖端,它在人口稠密的亞洲沿海季風帶擠壓出一個醒目的缺口,暗示了權勢斗爭的陰影——主宰“心臟地帶”的陸上強國,以及依托季風帶橋頭堡的海洋強國,將會在這個尖端展開最激烈的爭奪。在不同時期,這種競爭曾經被稱為“大博弈”“遏制政策”乃至“查理·威爾遜的戰爭”。而當全面沖突塵埃落定之后,昔日曾被入侵者和防御者反復爭奪的“關隘”,便也順理成章地轉化為兩種異質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從這個意義上說,魏格納、麥金德和亨廷頓代表的是一種一以貫之的世界史視野,一種由碰撞、斗爭和斷裂主宰的龐大力學體系。如同黑格爾所言,世界歷史同時也是世界法庭,“國家”“文明”等有機體的命運將由彼此之間自然競爭的結果來加以“宣判”。

    除此以外,魏格納、麥金德和亨廷頓還具備另一項共性特征:盡管正是那些由他們創造、繼而載入教科書的術語定義了阿富汗在世界歷史中的“坐標”,但在有生之年,他們卻從未踏上過那個國家的土地。

    無論你是把阿富汗稱為“褶皺”“關隘”還是“斷層線”,都必須承認:我們對這個深陷戰爭旋渦已近40年之久的鄰國其實知之甚少。當然,統計學家早已通過量化指標考察,給它貼上了“失敗國家”(Failed State)的標簽。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6年公布的人類發展指數(HDI)排行榜上,阿富汗名列第169位,屬于全球最后10%。它的3250萬常住居民(不含離境難民)中只有26.7%居住在城市,總體平均壽命剛剛超過52歲,比排名不算靠前的中國(68.5歲)人均少活16.3年。當地成年人的識字率低至38.2%,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在2015年才勉強達到1871美元。16歲以上的阿富汗人中,只有47.5%進入了勞動力市場,婦女的就業率更是低至19.3%。而她們平均每人一生卻要生育5.1個子女——其中有40.9%嚴重發育不良。

    但阿富汗面臨的處境,與同樣被歸類為“失敗國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諸國以及阿拉伯世界的一眾戰亂國家又存在顯著差異。后者至少可以被認為是20世紀民族主義的產物,而現代阿富汗國家的誕生卻是一系列否定性力量作用的結果——當英俄兩國都在覬覦這個地理“關隘”、卻無意為此發動一場全面戰爭時,它們將“國家”的形式框架強加給這個地區,以維持一種似是而非的相對穩定局面。而構成現代國家所需的一切質料:清晰的地理邊界,主體民族間的相互容忍和底線認同,相對統一的地區市場,對共同法律秩序和行政機構的向心力……在此處卻遠未具備。《阿富汗簡史》作者、內布拉斯加奧馬哈大學教授沙伊斯塔·瓦哈卜(Shaista Wahab)告訴我:“盡管阿富汗在1946年就已經加入聯合國,但正常國家公民所必須的清晰身份認同在這里始終不曾建立起來。俄國人、美國人、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曾在不同時期干預過我們對自身特質的認識和塑造,最終造成了一種可悲的局面:一個阿富汗人可能和外國的某一種族成員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卻不把一街之隔的另一個本地人真正視為同胞,哪怕他們信仰的是同一種宗教、經濟狀況也相近。”

    因其如此,在阿富汗采訪的兩個星期里,我時常被一種時間上的錯亂感所困擾。在喀布爾市中心的智能手機商店和高級土耳其餐廳,物質消費的水平乃至服務規范已經和全球大多數國家相差無幾。俯拾皆是的英語培訓項目招貼畫和進口電器行廣告也暗示:或多或少,這里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循環的一部分。但僅需向南移動十幾公里,走進高懸在半山腰的普什圖人貧民窟,你便會發現:那些已經學會駕駛汽車的本地居民,依然遵循著和200年前的中亞汗國牧民類似的道德法則,將外國人視作天然的勒索、綁架對象。在首都戒備森嚴的政府辦公樓內,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能熟練地在兩三種語言之間切換的官員們近乎炫耀地向訪客展示著一摞摞統計報表,一來借此夸耀自己的執政業績,二來作為吸引外國投資的依據。而在數百公里外的南方農村,另一群官員正在為自己從罌粟種植生意中分得的份額討價還價。有時你會誤認為自己正身處于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有時則猛地被拋回到莫臥兒帝國時代,被迫適應一種前現代的社會風俗和道德觀念。唯一一致的是對暴力的濫用——在這里,表達政治訴求和不滿情緒的首選方式是槍擊或實施自殺式爆炸。

    另一種一致性則是對逃離此地的渴望。從升斗小民到政府官員,從目不識丁的出租車司機到全國第一學府的大學生,在與我聊天的間隙中,或早或晚,都會提出那個羞澀的問題:“如何才能去到中國?我能在中國找到一份工作嗎?”

    自18世紀末以來的100多年間,一切后發民族國家都曾被迫面對身為“他者”(The Other)的尷尬境遇。在此之前的幾十個世紀里,他們依照約定俗成的組織形態和本土化的道德法則,維系著一種自洽的古典生活方式,卻在猝不及防間被卷入了全然陌生的“哥倫布紀元”(麥金德語)。闖入者并不依靠單薄的言辭來說服自己的客體,他們擁有空前強大的暴力工具——蒸汽艦船、“阿姆斯特朗”型后膛炮和連發步槍。古典帝國、王朝和部落們首先服膺于這些強橫的物質工具,隨后被迫在一個由征服者制定規則的世界里,模仿征服者的理念去認知并重塑自己的質料。意味深長的是,“他者”幾乎永遠不可能依靠順應規則就轉化為世界史循環中的主體:征服者早已壟斷了更改規則的權力。他們需要等待“主人”們自相殘殺,以及一點運氣。

    但運氣沒有眷顧阿富汗。整個19世紀,巴拉克宰王朝的幾位埃米爾(君主)經過長達80年的廝殺和算計,也只是勉強贏得了在英俄兩強之間充當緩沖帶的“資格”。進入20世紀,納第爾和查希爾兩位明君苦心孤詣,希望以一場覆蓋經濟、社會和法律制度的改革再造阿富汗的內生質料,以契合那個被強加的“現代國家”形式。但這項努力再度被來自世界史的“無形之手”所阻斷——海陸強權之間的“大博弈”并未因英俄兩國的退場就徹底消弭。新的全球大國再度為爭奪通往季風帶的“關隘”而展開斗爭,并以一場強行植入的“革命”和赤裸裸的軍事入侵令阿富汗重新淪為純粹的“他者”。在漫長而殘酷的抵抗中,這個國家成為了一切偏激政治觀念和新的戰爭模式的試驗場:從賽義德·庫特布的新型宗教激進主義到“伊斯蘭國”的“最終決戰”,從蘇聯的山地圍剿戰術到美國的城市反恐戰爭……當生存成為問題時,主體性已不再重要。

    更為殘酷的是,當新一代阿富汗國務家在21世紀初再度嘗試通過重建國家實現主體性的再造時,民族國家這種形式卻正在被新一輪的世界史循環所揚棄。在全球化浪潮下,跨國公司只須以資本力量為武器,便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入“關隘”中的礦藏。形形色色的種族集團、部落勢力甚至恐怖組織都在從戰爭的廢墟上汲取最后一點經濟和社會資源,同時完全無意承擔與“合法政權”對應的繁重義務。甚至連反恐戰爭的發起者,如今也在兜售“承認現狀”這劑安慰藥。在阿富汗真正為自己準備好一個“正常”現代國家所需的那些質料之前,國家的形式本身開始搖搖欲墜。然而重新回到古典時代同樣不可能:“他者”正在墜入新的深淵。

    在這道內陸低地與次大陸之間的“褶皺”上,在這座連接“心臟地帶”與瀕海季風區的“關隘”中,在這條異質文明之間的“斷層線”上,久久回蕩著一個哈姆雷特式問題:“生存,抑或死亡?”還不止于此:在土耳其與黎凡特接壤的庫爾德人聚居區,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交界的蠻荒地帶,在傷痕累累的中東古城大馬士革和巴格達,我也曾聽到過同一個問題的回響。在我出入阿富汗山地的兩個星期里,財政瀕臨破產的巴基斯坦選出了一位普什圖族新總理,土耳其貨幣一步步走向崩盤,敘利亞政府軍正在朝德拉省與約旦的交界地帶進軍。這三個國家和阿富汗的人口合計達到3.4億人,與美國的總人口(3.28億)相當。而這個世界最終將演變成何種樣貌,不僅取決于那3.28億人的意愿和訴求,3.4億沉默者,同樣會給出屬于他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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